现在包这个帖子转贴此处,因为在读石佬看来是有必很多人,包括所谓的著名红学家们都认定"随园"之随,源于隋,隋又是来自"隋海德"(雍正六年任江宁织造府主事者).
如果这么认定,就有一个前提,(1)或者隋海德曾买下了这个园子,(2)或者雍正六年隋氏接替曹頫时从曹家接手这个园子.

要理顺此题的预备资料：（1）曹顒自己对供职机关和官衔是分得很清楚的，见康熙52年正月他的谢恩折：
“- - - - - - 荷蒙万岁旷典殊恩，特命管理江宁织造，继承父职，- - - - - 。又蒙天恩，加授主事职衔。 - - - - - -。”难道我们能把“管理江宁织造”理解为曹顒管理他自己的官衔吗？哈哈！只要仔细阅读诸多的所谓“红学”大文，就可知道不少现代学者往往不注意“细节”。现在需要梳理的又往往是细节上模糊所引起的误解。
翻阅有关曹寅家的史料，我们可以看到“江宁织造”这个“府”内还有其他官衔，如江宁织造笔帖式，江宁织造物林达。我们是不是应该注意这些细节呢？
（2） “随之时义大”早见于易经六十四卦的第十七卦“随”卦。应该理解此卦的“卦辞”和“篆曰”。这是正确理解袁枚意思的钥匙。
（3） 乾隆十四年袁枚写下的一首随园诗如下：
当年随大夫，对山初作屋，亭榭招云烟，杯觞明华烛。父老为我言，此公殊不俗。供手竟贻谁，何由知是仆？迢迢三十年，重来理花竹。随之时义大，圃名不改卜。以我今日欢，寻公往日乐。逝者如斯夫，古今同一局。我后更何人？问山山不告。

这诗的关键之一是“迢迢三十年，重来理花竹”，那么他与什么朝代的随大夫联系就清楚了。再一关键点，是他对“此公”的赞美之情跃然纸上。这是值得深究的了。（待续）

袁枚立足在时间坐标轴上吟咏随园诗

《随园诗。当年随大夫》展现了一幅历史画卷，表现了诗人历史长河的目光，承载古今的抱负。直观地看，此诗把乾隆十四年（己巳，1749）与康熙五十年（康熙50-59，辛卯-庚子，1711-1720）代之间的“迢迢三十年”压缩在一首“五言”诗中，让读者站在公元1749年回首三十多年前在康熙朝代创建随园榭亭的“随大夫”，不啻一幅建园图。但诗人又把自己融入了图画中，与“随大夫”对吟，与苍天问答，感发孔子曾有的历史兴叹，深究易经卦象的奥义，从而使这首五言具有了厚重的史学分量，把诗人的历史观和人文理念融会其中，是后人认识和理解一代名园“小仓山随园”的不可或缺的原生态史料。令劳杨十分不解的是在所见的红学学者和伙计们讨论随园和袁枚的论文中，从来不提这首五言。这是劳杨孤陋寡闻还是某些学者大家的回避？而这种回避不是因为学术研究的疏漏就是因为学术格调的偏颇。
红学家们喜欢用《随园记》作为袁枚糊涂的证据。可仔细翻阅红楼梦的讨论文献后，鄙人反而觉得这是胡适先生当年文过饰非的不负责任的学术格调偏颇的证据。
请感兴趣的网民比较一下胡适先生在《红楼梦考证（初稿）》和《红楼梦考证（改定稿）》对于《随园记》的评介的文字差别就可以清晰。（请参看宋广波先生编辑的〈胡适红学研究资料全编〉P32和P164）。学术研究肯定与日俱进，但任何“改定”都应该阐明其理由，但胡适先生这么做了吗？（待续）

在等下文

《初稿》中的评介是：
袁枚在《随园诗话》里说《红楼梦》里的大观园即是他的随园。此话向来无人肯信[劳杨注：此评不正确。]，因为人都认袁枚是爱说大话的人，他的话未必可信。但我们考随园的历史，觉得此话未必无因。袁枚《随园记》（《小仓山房文集》十二）说，随园本名隋园，主人为康熙时织造隋公。后三十年袁枚作江宁知县时，园已倒坏不堪，袁枚出三百两银子买了，改名随园。袁枚作此记时，乾隆十四年己巳（一七九四）。此时去曹寅盛时，不过四十年，他应该知道此园的历史，似不致胡说。况且往乾隆己巳倒推上去三十年，为康熙五十八年（一七一九），那时曹寅卸两淮盐院之任不过九年；我们知道曹寅当康熙四十八九年还做江宁织造，那随园主人隋某也是江宁织造，即是继曹寅之任的人。由此看来，随园即是当日曹家的大观园，即是当日康熙帝驻跸之所，也是很可能的事。[劳杨注，这里胡适先生显然把江宁织造府大院与随园等同看待了。]
《改定稿》做的评介是：（[[[ ]]]，‘被删’标记，{ }，‘添加’标记）
袁枚在《随园诗话》里说《红楼梦》里的大观园即是他的随园。[[[此话向来无人肯信[劳杨注：此评不正确。]，因为人都认袁枚是爱说大话的人，他的话未必可信。但]]]我们考随园的历史，[[[觉得此话未必无因]]]可以信此话不是假的。袁枚《随园记》（《小仓山房文集》十二）说，随园本名隋园，主人为康熙时织造隋公。{此隋公即是隋赫德，即是接曹頫的任的人。（袁枚误记为康熙时，实为雍正六年。）}[[[后三十年袁枚作江宁知县时，园已倒坏不堪，袁枚出三百两银子买了，改名随园。]]]袁枚作[[[此]]]记[[[时，]]]{在}乾隆十四年己巳（一七九四）[[[。此时]]]去[[[曹寅盛时]]]{曹付卸织造任时甚近}，[[[不过四十年，]]]他应该知道[[[此]]]{这}园的历史，[[[似不致胡说。况且往乾隆己巳倒推上去三十年，为康熙五十八年（一七一九），那时曹寅卸两淮盐院之任不过九年；我们知道曹寅当康熙四十八九年还做江宁织造，那随园主人隋某也是江宁织造，即是继曹寅之任的人。由此看来，随园即是当日曹家的大观园，即是当日康熙帝驻跸之所，也是很可能的事。]]]{我们从此可以推想曹付当雍正六年去职时，必是因亏空被追赔，故这个园子就到了他的继任人的手里。}

从民国十年三月二十七日《初稿》的完稿到民国十年十一月十二日《改定稿》的完稿之间的近八个月中，胡适先生收集到一些新的史料，从而作了“改定”。这当然未可厚非。问题是：其中顾颉刚先生提供的文献较多。顾先生自己的结论却与胡适先生不同，他认为随园与曹家无关。他明确地说：“《随园诗话》里，说雪芹是曹寅之子，是一误。说雪芹‘距今已百余岁矣’，是二误。《随园记》说隋氏为康熙时织造，是三误。若袁枚确与曹家先后住在小仓山，当不致如此谬误。”
对于同样的资料他们为什么结论不同，他们不谈，也不分析他们分歧不能弥合的理由。又，我们多次分析过“距今已百余岁矣”之语并没有错，而是后人，包括胡、顾先生，误读了。胡适先生也不解释为什么袁枚《随园记》中“康熙年织造隋公”，开始《初稿》没有错，全盘接受，后来《改定稿》又肯定错了一半，“康熙间”错了，但接受另一半，“织造隋公”却没错，是隋赫德。当然他就更不会提“当年随大夫”诗了。
时至今日，此风仍行。见《江宁织造与曹家》（周汝昌，严中，中华书局，2006年12月第1版）第187页有一节“随园与大观园”，其中引录了袁枚的《随园记》的一段文字，又在引文内的“后三十年”四个字后夹注了这样的高见：“袁枚于戊辰秋购随园，从雍正六年到乾隆十三年，首尾仅二十一年。他说三十年是不正确的。”鄙人没有看到两位学家认定“康熙时”是错误的原因。既然隋（绥）赫德不姓隋，为什么“织造隋公”一定是隋（绥）赫德？该书也不引袁枚的《随园诗。当年随大夫》。
又如，李广柏先生所著的《谁懂红楼梦》（太白文艺出版社，2007年8月第1版），编有“明义《题红楼梦》诗与袁枚所知曹雪芹的点滴”一节。在鄙人看来，他仅仅重弹胡、顾的错调。但他强调了“袁枚行文不够严谨，所叙史实及诗文词句错讹甚多。”之后李先生数落了几件错讹“证据”，颇有学术渊博之态。不过，这好像已经超出了就事论事的规范了。
其实，许多学家没有仔细翻阅袁枚关于随园的诗文，袁枚在乾隆十二年买下了随园，当时他还没有“下岗”，他的此举正是为辞官做准备。乾隆十四年他才住进去。于是我们可以知道他在乾隆十四年写下的诗文是经过了两年的“考察”后的记载，不是一时冲动的即兴之笔。二百五十年后的人如果要认定他说错了，没有足够的证据，只能是属于“臆说”。
从论证的方法论上讲，必须要讲证据，特别对袁枚的完整的话语，“只采信一半，而拒绝另一半”的论证。
泼妇当街，往往指桑骂槐，办公室争雄，往往旁敲侧击。但学术论证必须正对论题。好比，老师批改十道题的考卷，即使前九道答案都判为错，老师也要仔细判第十题，而不能用不完整的“归纳法”推论该学生试卷第十题答案必错。不知道李广柏先生等是不是认同？
当然你完全可以拒绝袁枚的“迢迢三十年”之说，那你就必须证明“隋赫德”接管的曹付产权中包括了随园。其实隋赫德的接受清单是不含糊的，为什么对不上“随园”故址呢？不过这样的论证也就是要承认曹寅家的人曾住在小仓山上。也许这就是顾先生根本不接受袁枚的《随园记》中的历史话语的缘故吧！（待续)

问题就在于如果要承认曹寅家的人是曾住在小仓山上，那人们就会追问这个承认为什么不是先验的？其承认的基础何在？光是明义的话不能为证据，即使认同大观园的艺术原型是随园故址，那这个原型也可能作者亲眼所见，亲身所感，亲自经历，未必是作者自家拥有过。从这一点看，顾先生的立场似乎还是要坚实些。但如果要把小仓山与曹家联系，那是不是又要来找袁枚的文献了呢？这就形成了一个走不出的逻辑怪圈。
您想冲出这个怪圈吗？这是比较难的。但不是不可能。
针对顾先生的这项推论“若袁枚确与曹家先后住在小仓山，当不致如此谬误”，文史家吴世昌先生在英国教学时曾明确提出回答：“在地方志和《随园记》中找不到曹氏姓名毫不足为怪。南京的曹家早在1728年获罪，虽1735年在北京蒙赦，似乎好景不长，写上曹氏姓名不能替这些书‘锦上添花’。”（《红楼探源》，北京出版社，2000年10月第1版，P227）鄙人认为这样的解释可以接受，因为我们有亲身经历。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中国国内哪位文人敢写彭德怀、陈独秀、项英等等中华民族的优秀人物的传记之类，更别说像胡风、梁漱溟这样留有争议的杰出人物的史实或历史零片了。可现在是随处可见了。这就是历史真实。所以我们阅读历史文献应该联系其写作背景来思考。（待续）

续

但问题没那么简单。如果接受吴世昌先生的这个解释，细心的读者可能反诘道：既然曹家因获罪而不写入《随园记》中，那时为乾隆十四年，雍正六年上任江宁织造府的“隋（绥）赫德”也已是获罪之人了，为什么可以书“隋公”方式写进《随园记》？曹家就不能以“曹”公的方式写呢？这样的反诘是符合推理逻辑的。但在劳杨看来，如果隋公并不是隋赫德（因为有一个“康熙间”的时间制约），这个反诘就失去了前提。也就是我们也得接受隋赫德同样不能“锦上添花”的看法。
因此，我们应该认为“康熙间织造隋公”是袁枚的刻意用语。乾隆十四年，按现在考证派红学家的看法曹雪芹的《红楼梦》还没有成稿呢，袁枚可能因为以后问世的《红楼梦》为世人推赞而用“织造隋公”来为随园贴金吗？不会的，否则袁枚也太神了！所以只能承认他写的是“历史”。他既要真实记录历史又要避免不必要的文字麻烦，他选择了“康熙间织造隋公”这个表述方式。时间不模糊，而“织造隋公”若不与时间联系，从“音”的角度考察也可以认为不模糊，可合起来的“康熙间织造隋公”就模糊了，所以这是“刻意”用语。
引起我们注意的是，袁枚在言随园的命名缘起时，都必然不忘同时强调“随之时义大”！这是破解“隋公”和“随大夫”所指之人的关键。也就是说他用“随之时义大”来解释你可能产生的疑惑。至少我们知道了他对“随”字很在意其中的时间分量。
此帖写到这里必须先铺垫一个可能派生的问题。思路比较快的读者可能质问：你们用曹家获罪来摆脱袁枚不写“曹”的疑难，那为什么后来他在《随园诗话》中敢于公开“明义”在《题红楼梦》序中的“织府曹寅”呢？问得好！鄙人的回答是这恰恰应着“随之时义大”。“随之时义大”有多个含义，其中之一是“随时”而动。写《随园记》和写明义诗的“诗话”之间相隔至少二十多年，这中间发生了对于曹家或者说对于曹家研究来讲是至关重要的一件事，情况变了。什么事件？将在本论题的最后部分说明之。这里还是先讨论“隋公”。
讨论“隋公”，从考证的角度看就十分尴尬。因为《随园记》写的很清楚：

“康熙时，织造隋公当山之北岭，构堂皇，缭亘牗，- - - - - - 盛一时，号曰隋园，因其姓。”

可我们在乾隆十四年前的三十多年的时段，约康熙五十年代，就找不到隋姓的江宁织造府的主事官，不论其官衔是“朗中”或是“员外郎”。

于是有人骂袁枚糊涂，说他把年代记错了。但他此时（乾隆己巳）不老，三十多岁。在红学界有时候骂人也成了学者的自由。当然，如果骂他糊涂，那就拿“不糊涂”的论说出来改正他，也行。于是骂者拿出姓隋的“织造”隋赫德。可这就不糊涂了吗？谁说“隋赫德”姓隋啦？至少我们可以找到他不是“隋赫德”而是“绥赫德”的证据。如果说雍正六年内务府的任命书写“绥赫德”是延续之前的书写习惯，可直到雍正十一年内务府上报他的犯事状书（注：此状可在周汝昌先生的《红楼梦新证》上看到）中有二十二处点他的姓名，都写的是“绥赫德”，而不是“隋赫德”。这是不是可以说在官廷文件中只有“绥赫德”，就更谈不上姓隋了。[一则建议供参考：最先查到“隋赫德”的人是顾先生，从《江南通志》中查的。因为《江南通志》是个编撰时间很长的地理书，如有可能比较不同版本的这个姓名的写法或有好处。]

前面已经分析了他的这个历史记载是刻意模糊的，避免“曹”家太明显，用虚拟的手法。那我们先暂时把“姓”先放一放。从另一个角度探探看。

我们试图从袁枚的《随园记》和《随园诗》中对“随”的释义来破解一下。在《随园记》中他对随字强调了“仍名曰‘随园’，同其音，易其义”。而且他连用了六个随：“随其高，随其下”之随地位后又有随（涧），随（流），随（势），随（蕴）的描写。可见他对“随”字的在意。在《随园诗》中写道“随之时义大”，这是随卦的一句卦辞。在《随园记》之后袁枚又陆续写了几次记，在乾隆庚寅（1770年）他写了第六记，再次强调“随之时义大”，认为“通乎生死”“通乎昼夜”。
那么他在最初使用“随之时义大”这句卦辞时是一定很考究的。他是不是也包含有“‘随’在此时的义是‘大’！“这个含义呢？在只有“一点水”的劳杨看来，至少从文理上不能排除这个含义。例如我们曾经在介绍袁枚看重诗歌的灵性时，曾提过他推荐的一位诗人在诗歌中把“奔牛”一词用上（乡心随落雁，帆影过奔牛），“地名”和“状态”两个方面都表达到了。
那我们就试试看曹家有什么人的名字与“大”有关呢？应该讲是可以查出一点结果的。（待续）

续
在康熙五十年代位于江宁织造府主事上的都是曹家人，曹寅，曹顒和曹頫。如果我们分别查寅，顒和頫这三个“名”字的含义，确实可以给我们的探讨增加信心。
那就是“顒”字，在《新华字典》中解释为“头大，引申为大的状态”。这个解释已经算是差强人意了。但如果再查《说文》就更能说明问题。《说文》“训”为：“大头，《诗》曰：‘其大有顒’”也就是“顒”字最早可追溯到《诗经。小雅。六月》。其义不是要引申为大，而是它的本身就蕴涵“大”的形象。我们从字义上探讨这个层面上看这“训”已经足够了。如果能够寻找到曹顒本人的形象确实“伟岸”的文献资料，那就是“锦上添花”了。请同意钻这个牛角尖的网民也，如有空暇和兴趣，帮助寻找一番。

本人一贯认为对于红楼梦作者的资料非常有限的情况，比较不同的观点的或然率是比较科学的。所以我们可以比较一下“随大夫”是“曹顒”和“隋（绥）海德”两者的或然率谁更大些！在列表进行这项比较前，还要说明一点的是，我们还可以把“对山初作屋”在康熙年间可能性大还是雍正六年以后的可能性大先比较一下，以利于“比较”的完备性。


附：
《诗经》 小雅 六月
　　　　　
　　六月栖栖，戎车既饬。
　　四牡骙々，载是常服。
　　玁狁孔炽，我是用急。
　　王于出征，以匡王国。
　　比物四骊，闲之维则。
　　维此六月，既成我服。
四牡修广，其大有颙。
　　薄伐玁狁，以奏肤公。
　　有严有翼，共武之服。
　　我服既成，于三十里。
　　王于出征，以佐天子。
　　共武之服，以定王国。
　　玁狁匪茹，整居焦穫。
　　侵镐及方，至于泾阳。
　　织文鸟章，白旆央央。
　　元戎十乘，以先启行。
　　戎车既安，如轾如轩。
　　四牡既佶，既佶且闲。
　　薄伐玁狁，至于大原。
　　文武吉甫，万邦为宪。
　　吉甫燕喜，既多受祉。
　　来归自镐，我行永久。
　　饮御诸友，炰鳖脍鲤。
　　侯谁在矣？张仲孝友。
其中：“四牡修广，其大有颙。”现在一般解释是：“修：长。广：宽大。大：面积超过一般相比的对象。顒：大的样子。”

我们应该有一个基本的或曰大概的“随园状态与时间的相应关系”的轮廓。
这个轮廓的关键点就是在我们讨论的时间段中，乾隆十二年是其状态最劣点，是状态低谷的谷底。这一年是袁枚购买下时间。其后是袁枚复兴随园的时间，状态是逐渐进入佳境。在这之前就比较复杂。但在这个“故址”被失去有效管理后应该一直是状态衰败的过程，直到袁枚买断为止。此时的状态，袁枚已写得很清楚，这里已不再是完整的、配套的、美丽的、锦绣的花园，而是废败的建筑，用作茶馆。
那么在劳杨看来，“被失去有效管理的时间”越长，赫然盛一时的名园颓败为茶肆的可能性越大。
如果“当年随大夫”是隋（绥）赫德，这个“颓败”的时间是多长呢？
如果“当年随大夫”曹顒，这个“颓败”的时间又会是多久呢？
愿意在这个问题一同钻“牛角尖”的网民不妨先算一算！

这里需要说明一点的是这项讨论十分脆弱，因为如果要想从学术上在此问题上狙击劳杨很容易，只要一个简单的常识，那就是一场火灾一天就可叫美丽的“隋园”烟灭灰飞，哪需要比较时间长短。所以这里只能假设没有“天灾人祸”使其建筑成为废墟。这个假设也不是没有立足的余地，其支撑的“稻草”有：（1）鄙人没有见到明确的这类灾难的文献；（2）袁枚虽不信鬼神，但风水也还是要看的吧，以后要讨论。反推小仓山没有此桩凶象的记录；（3）即使可能发生什么天灾，那被讨论的两个情况的几率也是相等的。
先看如果当年随大夫是隋（绥）赫德。隋（绥）赫德是雍正六年上任，从雍正六年到乾隆十二年，连头带尾二十年。如果这是曹家产业转到他手里，他能不精心打理吗？或者说他也来个“初建屋”，那更不会建起来就让它颓败。所以这个情况下，随园颓败的时间不会超过二十年。当然我们可以假设隋（绥）赫德后来觉得他维护随园的开销太大，（插一句：曹寅与康熙皇帝私人关系不一般，所以皇上让他兼管两淮盐政这个肥缺，否则他也支撑不了庞大的奢侈开销。）把它变卖了。这个时间最迟也在雍正十一年前。（因为见到内务府这年头上报他的犯事状。）这个时间到乾隆十二年是十五年。也就是说如果当年随大夫是隋（绥）赫德，那随园颓败的时间是十二年到二十年之间。

现在讨论“当年随大夫”是曹顒的情况。这里简单列一下非常非常重要的康熙四十年代末和五十年代初曹府的大事记：
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曹寅长女（清史稿称之为“曹佳氏”）嫁给镶红旗王子纳尔苏。也就是说，从此时开始曹寅不仅仅是股肱要臣，而且处于皇亲国戚的地位了。
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曹佳氏生育小王子福彭，当然也是一个“功臣”了。
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曹寅次女嫁给某王子。曹顒上京当差。
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曹顒结婚。
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曹寅病故，曹顒接任父职管理江宁职造。
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曹顒去世，留下遗腹子。曹頫接任兄职管理江宁职造。直到雍正五年底，历时十三年。
在鄙人看来这是对于我们喜欢阅读和研究《红楼梦》的“书蠹”来说，是最最重要的时代背景。这里插一句话（尽管可能引起反感，也无所谓，提供一个思考方向。）有人总是把红楼梦读者引向雍正“夺嫡”的政治背景上联想。其实我们从上面的大事记看到，曹寅去世尽管对曹家家运是个巨大的打击，但与“树倒猢狲散”还是扯不上，而且可以说康熙帝对曹家是关怀备至。至于把“树倒猢狲散”与改朝换代联系，也很牵强，因为曹頫在雍正手下也作了五年多的江宁织造主事官，比隋（绥）赫德还长。造成曹頫失宠的主要原因是他的不懂事，不像他哥哥曹顒懂事、会做人。这个以后可以再讨论。
我们仔细琢磨这个大事记，联想我们的日常处理家政的思维方式，一般都会认可这个论断:在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到康熙五十年（1710年）这段时间里曹寅有太多的理由来建造新的（或扩建）住宅，就像现在大城市的家庭里儿子结婚要新购房产一样。更何况曹寅还要准备接待立了功的王妃省亲和欢迎王子等级的小外孙。

我们可以从史料中确认曹寅生前已在江宁购置了自己的产业。见康熙五十一年十月十五内务府总管赫奕关于提拔曹顒（即曹连生）的具本。其中行文有：

“奏为江宁织造郎中曹寅病故请补放其缺事，----------，奉旨：‘曹寅在织造任上，该地之人都说他名声好且自督抚，以至百姓也都奏请以其子补缺。曹寅在彼处居住年久，并已建置房产，现在亦难迁移。此缺着即以其子连生补放织造郎中。’”

既然是奉旨，那就是康熙帝的意思了，他不想曹家离开江宁，他太放心曹家了。此本中所言“彼处”，“该地”，必然是“织造任”的所在地“江宁”无疑。那么我们可以进一步推想，曹寅会不会迟到儿子结婚和迎接王妃才开始置业呢？从此“具本”看是不会的。所以鄙人认为在康熙四十七年到康熙五十年间，曹家进行的是扩建。那曹寅最先在江宁购置产业大概起始于何时？当然这只是推想。大约在康熙三十八年，也即康熙帝第三次南巡之前。这是很世俗的常识，“天子”幸临的卧室和办公间，那就得保持住。不论从“恭敬”和“守礼”两方面考虑都要这么个活法。现在不也这样吗？这样一来,曹寅在江宁织造府大院里起居空间必然有限制了。他另建私宅也是人之常理。估计他在小仓山建造了自己的私家花园。起初规模不大，到了儿子、女儿、小王子的亲情美事来临，在康熙四十年代后期他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建，主要在小仓山的北面一带。这个推想虽是是“附会”袁枚的诗文，但却也能与《红楼梦》中“大观园”是在荣国府的西北扩建而成的情节相符合了。（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