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敦诚的散文
敦诚的《四松堂集》有文五十三篇，其中包括序、跋、书信、传记、游记、行述、祭文以及其他形式的杂文，其所涉及的内容与所作诗歌相呼应，有的则发其诗歌所未发。
敦诚因与《红楼梦》作者曹雪芹交谊深厚而为今人所重视，从“红学”角度研究敦诚及其著作的论著已有不少，但从满族文学的角度进行研究似待深入。作为满族作家来说，敦诚的诗文有其本身的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四松堂集》就集中反映了作者的创作水平和人生态度，他的散文是除了诗歌之外较能反映这位潦倒宗室思想和经历的亲笔记录。因此对敦诚的散文进行分析，不但能够了解这位满族作家的思想状况，而且对这一时期满族作家散文的创作水平也会有所认识。
敦诚，字敬亭，别号松堂，是努尔哈赤第十二子英亲王阿济格五世孙。阿济格因争皇位失败于顺治八年被赐自尽，以后敦诚的家族大致处于被压抑的状态。他二十二岁时于宗学考入优等，二十四岁以宗人府笔帖式记名，此时并未授官，直至三十三岁才补宗入府笔帖式授太庙献爵职，这是一个奉薄位卑的小官。三十八岁时以病告退，五十八岁去世，敦诚一生潦倒，未曾得意。这种家庭的历史和他个人的遭遇，给他的思想带来了极重大的影响，使他的散文形成了以悲愤为主的基调。
敦诚的散文主要抒发了他内心的悲慨之声，不满之意和面对惨淡人生的生活态度，表现出他思想的底里。在他同时代的满族文人中，有这种心境的也不乏其人，宗室永忠、永奎（奎心），甚至书（言咸）也都不时流露出这种感情，不过这些人的处境原都较敦诚好得多，倒是曹雪芹与他的思想更为接近，他们相互引为知交，正是以相同的思想基础为出发点的。
敦诚写作并非出于无聊，他在《答蕉石主人书》中说：“弟尝论诗文一事，人未有终日正襟谈说仁义者，平居无事，或交游赠答，风云月露，以及虫鱼草卉之吟，嬉笑怒骂之语，皆各有真意在，而无容毫发假借于其间”。明确说明自己所作诗文不为哗众取宠，只为抒发真意。敦诚的这种创作主张使他在发泄悲愤不满之际，往往从自身经历的感受出发进行写作，故真切而深刻。那么我们来看看敦诚的散文是如何表现“真意”的。
敦诚的悲慨和不满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于自身处境的不满。《送杨梦舫序》是一篇四百七十余字的短文，写于作者辞官之后。文中写了杨梦舫举孝兼后十年方得一麻城令的微职，所官之地距家六千里之遥，家中有老母在堂，欲就职老母难以随行，欲辞官则无俸禄养家，真是进退维谷。接着敦诚感慨地说：
余闻之黯然悲，滂然涕而不觉，重有感焉。记余乙亥试后越十年，强就一官，缘捧缴故也。而梦舫登贤书后，亦越十年始为老亲色喜，其出处相类也？然余更有悲感于中者，梦舫高堂健饭未访，徐遗考叔之羹，而余感风木于兹三年矣，即欲求梦舫之维谷，邈然不可复得，梦舫可以稍慰欤。
敦诚由梦舫的处境联想到自己，有同病相怜之慨，甚至他感到自己的处境还不如梦舫。虽然此文是为劝慰友人而作，但“强就一官”，而后又“邈然不可复得”现状不由他不感慨万端、黯然神伤。作者把自己引入文中，不仅更能使人动容，而且在对比中更为深刻地表达出对自己一生不得意的愤懑。文中感情之沉痛、情绪之黯淡丝毫不掩，显示出敦诚作此文的“真意”所在。
敦诚还有一篇不太为人们所注意的奇文，题目为《记梦》。此梦不似黄梁之梦，也不似庄生梦蝶，而是自哭其死之梦。作者“忽梦余死矣，余虽死而所以为余者倘恍若在侧焉。已复自买敛具而纳吾尸，复自痛哭于前。”作者一惊而醒，遂领悟到这是“斗心”的结果，“斗心乃忧思之源，而忧心则赴死之阶也”，“贾谊自哭其遭，司马迁自哭其愤，阮藉自哭其穷，唐之孟郊、杜默、李贺辈自哭其诗文，皆莫不速其死。白居易、胡皋、卢真辈以齐生死、外荣辱而享大年，其明验也。今余荀符其所梦，则宴然寝于巨室，亦复佳耳。如其不然，则宜思所以不自死其死者。吾将翱翔乎广漠之野，徜徉于无何有之乡，且继白、胡诸公之后尘，亦安得谓必无事哉”。
人能梦到自死，不到极端忧愤的程度是不可能的，敦诚之梦正是其忧愤满胸的结果。尽管他渴望“翱翔乎广漠之野，徜徉于无何有之乡”，然而这不过是他欲摆脱心头苦闷的良好愿望而已，严酷的现实使他根本做不到这点。他时刻萦绕心头的悲慨在与友人，尤其是给其兄敦敏的信中，表现得极为深刻。敦诚有一次出城夜宿于旅店，写了一封《寄大兄》的信，信中说：“伏枕不能寐，起，燃烛见壁间有题句，末云：日教双泪湿青衫。后书茨湖居士，不知茨湖者何人，亦不知所泪者何事，岂亦如弟之所遭也？因感而和之，云：早知大患缘身在，无奈悲心逐老添，私念平生多少泪，万痕灯下看青衫”。以至使他“日夕只以泪洗面”。他的一生大致都是在这种心境中渡过的，最后在潦倒忧愤中惨然死去。至于他为何如此悲愤难平，在他家世和个人经历中不难找到答案。作为一名宗室成员，处境达到如此程度，恐怕
不能简单地认为仅仅是他个人情况的反映，应当说这也是满族落魄人士的真实写照，犹如一面镜子，折射出当时社会的某些本质。因此，敦诚的这种思想情绪，在当时的满族，尤其是贵族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第二，敦诚对不合理的现象也怀有不满。《璞翁将军哀辞》一文借题发挥，发泄了对现实的不平之意和对璞翁的同情之心。璞翁名席特库，字璞庵，屡建战功，官至都统、将军，后缘事被罢官，与敦诚为忘年交。敦诚多有诗赠他，其中有一首题为《璞翁将军八十三卖棺度日诗以咏之》，描述了席特库这样一位老将军晚年“白首无家妇啼馁，黄绵有袄儿号寒”，不得不卖棺度日的悲惨遭遇。在文中，作者并未深涉死者生平功绩，而是紧紧围绕世人孜孜以求的“享年”和“地位”展开议论，指出如席特库这样的人“位曾都统、将军矣，翁之年八十有五矣，亦可以炫顽俗而尽世人之人所欲也”，享年和地位都达到了令世俗之羡慕的程度，但他的结局却是不幸的，看来“享年”和“地位”并不应当是人们唯一追求的目标，即使追求到了又有何益！作者进而阐说“以翁之生平，不可不谓据台辅、享大年矣，而其情状可哀如此，况位不及翁之崇，年不及翁之半，而其遭如是者，又何胜道哉!”此文以现实事件为例，阐发主旨，无疑起到了如同在追求“享年”“地位”之人的背上猛击一掌，使其猛省的作用。掩卷思之，除了作者似有自感之叹外，还有促使人们深思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之意。虽然他没有点明其中的主要原因，但对处于当时，对现实社会深有感触的人们来说，其原因是不言自明的。如果非要明说，那就是来自于朝廷，除此之外，别无它解。就这一点来看，作者是够大胆的了，而这种大胆的举动根本上还是出自于深刻的悲愤和不满。
第三，敦诚不但对朝廷敢于怀有不满，甚至对整个腐败的官场社会也予以否定。他有一篇近于寓言似的短文，名日《歧路说》，这篇文章含义很深，全文三百多字，不妨转录，以观全貌：
偶自石河归榆城，（足俞）城里许有二路。其南为要路通衢，车马杂逻，板笏相撞，嚣气人烟，虽冬而热。其北乃平野荒墟，阅无人迹。朔风萧飒，霜威折绵，枯林冻溪，冷然相映。余乃停（马参）顾望，审视者久之，竟走其南焉。初行亦适，渐觉喧烦，及至中途，软红百丈，落人眉宇。会有长宫咄咄逼人来，因避其聪马，几滔泥淖中，及抵寓，身劳惫矣，童子痛矣，起抖嚣尘，衣袖缁矣，而恐怖之状，夜形诸梦寐，余然后悔其南也。
翌日，童有石河之役，暮归遂北之。寒风大漠，落日孤村，唯见一、二樵夫野老，耕采山巅，水湄际且，原平尘绝，骋控自如。邑人因其地僻而冷多弗迹，余行之晏如也。虽风霜其面，而冰雪其心。及抵寓，面无纤尘，衣无微垢，寒栗之余，精神愈健，而童子欣然向火，无复若昨日之状，至夜，烟霞泉石，诩然入梦。余乃谓然叹曰：此杨子所谓歧路者也，以其可以南，可以北，而智者可不择所向欤?《淮南子·说林训》中有“杨子见逵路（即歧路）而哭之，为其可以南，可以北”之句，是说在歧路上容易迷失方向，故而伤感。敦诚借此意而引申，对喧烦的仕途和清凉的在野生活进行了比较，抒发了内心的感慨，既是对自己经历的总结，也表明了对嚣气逼人官场的不满。
作者年轻之时，不知仕途之艰辛，待“几陷泥中”“身劳疲惫”，梦中尚心有余悸之后，方“悔其南也”，认识到“车马杂還，板笏相撞”的南路，是难以通行的。有此经历之后再改投北路，虽“风寒其面”，但“原平尘绝，骋控自如”，不必躲避咄咄逼人的长官，因而“寒溧之余，精神愈健”，以至“烟霞泉石，诩然入梦”，再无南路之苦。两种经历的体会，使作者在歧路上择路而行，不再向往喧闹的官场生活，决心洁身自好，走那“地僻而冷”人多不至的北路，过自由自在的闲居生活。在这篇短文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敦诚这种决心的形成，完全是出自于对昏暗官场的愤慨和否定。敦诚的这种态度在他的诗歌中也有表现。《刈麦行》诗中就说：“寄语司民者，勿为贪墨臣”，对贪官污吏发出警告。《题芦雁四首》第二首中说：“遥望浑疑减脚鹅，波凛菰米岸青莎。此间谋食差堪乐，一出江芦弋者多。”既是自身感叹，也是告诫他人。《访鸿上人》中说：“此生已悟人间世，未老何妨且息机”，对官场和人世间的险恶深有感触，使他终于发出了“我亦不愿待诏门”的严正声明。可见，他对于现实社会的不满和愤慨在他内心中已是根深蒂固的了。
敦诚对社会现实和自身处境的不满，不但改变了他的生活进程，而且使他的思想发生了变化。敦诚虽为罪人之后，但毕竟是宗室，青少年时期一心想要入仕，然而事与愿违，三十三岁方得一微职，这对他的热情无疑是一个打击。官场的险恶，官吏的跋扈与贪婪，以及本身不得重用，使他原来积极入仕的热情急剧冷淡下来，终于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适值壮年便辞官归里，过起了闲居生活，但这并没有使他摆脱极度苦闷的缠绕。
敦诚闲居之时，力图不从世俗、洁身自好，这种思想在《拙鹊亭记》和《闲慵子传》两篇文章中，体现得较为充分。《拙鹊亭记》不过二百余字，描写了作者园中一群与世无争的鹊雀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生活的情景。表明了作者对这群不会做巢随枝而栖的鹊雀，似拙而达，似愚而智品格的赞扬，以此言志，抒发了作者对待生活随遇而安的态度。《闲慵子传》是作者对于人生态度的写照。敦敏在《四松堂集序》中就指明敦诚“作《闲慵子传》以自况”这是一篇传记式的短文，主要记述了“闲慵子”的处世态度。“闲慵子不知姓氏，人见其既闲且慵，遂呼之为闲慵子”，敦诚把自己比作不善应酬，不乐荣进、百无一成，性嗜酒的闲慵之人。虽不为人喜，但他却不因此而改变行径，“久之人见其情状若此，皆笑而怜之，不复稍经意焉，闲慵子得此，益安其闲与慵”。文中含义较为复杂，似有自嘲之心，又有嘲人之意；既表露了清高傲世之行，又暗藏了韬晦避世之机。总之，敦诚作《闲慵子传》并非出于一时兴起，而是多年悲慨情绪积累的喷发，可以说这是一篇自我评价的总结和宣言。至于他为什么“安其闲与慵”，在《宜闲馆记》中曾有过说明，“以余之筋鸳肉缓，性迁智（足束）宜闲；不耐拘束，每为人人所（目卑）睨宜闲；好客而所交无要人宜闲；酷嗜洒而好为小诗宜闲；又尝与枯纳子游而乐闻其说宜闲，数者有一，即云违俗，况兼之乎”。明确表示了不与世俗合污的坚决态度。
敦诚过闲散生活，一是由于对仕途的失望，一是要摆脱心中的苦恼。因此他尽量不问政事，或饮酒作诗，游山玩水，或拜会老僧，翻读贝叶。尽管如此，他终未能脱离凄惨悲愤的心境。他曾寄希望于佛家之说，在给敦敏的《答子明兄书》中说：“弟未读佛经，三乘五蕴，是心是佛，那能了得。然西来大意每于影响中，微见拈花之奥。凡向之一切，梦魂颠倒，似稍堪破”。但由于他凡心未泯，情根难断，“终是门外汉，逐渐对佛学失去了兴趣，只当作了一种消遣。《答养恬书》中他说：“不过暇时阅两三贝叶，或与一、二老僧宿，相与啸傲荒林古刹中，以少息世缘耳，究之都无是处。”不过聊解心头之愤而己。四处碰壁之后，他只好听之任之，作一个“闲慵子”了，直到晚年他也未能找寻到一条自我解脱的道路。造成这种结局的原因，最根本的是现实社会对他们这一类人已不再青睐，满族贵族间不断激化的矛盾和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逐渐阻塞了他们昔日为所欲为的道路，终不免成为社会生活中的悲剧角色，从这一点来说，敦诚的悲剧与《红楼梦》的悲剧，其根源甚相一致。
除了书信杂文外，敦诚还有一些游记散文，纪昀对游记的评价在他写的《四松堂集序》中曾经提到，“范水模山，妙写难状，如读郦善长《水经注》、柳子厚南迁诸游记”。虽有过誉之嫌，但在清代满人中，敦诚散文确有特色。集中可算作游记散文的约有十五篇，数量虽少，变化却多，景致不同，笔法各异。有的以考据为主，如《长椿寺记》一篇，仅二百余字，多半篇写了寺的由来和兴衰变化，写景之处寥寥数语。有的以写景为主，如《秋山游记》、《雀林游记》、《西山游记》等。《四山游记》以浓墨重彩描绘了夏季雨中雨后北京西山“浓柳之色，绿染巾车”，“老树夹荫，水声淙淙”的景色。有的则写与友人之会，如《东皋小纪》就主要写了作者与三、四好友即景抒情大发议论的情景。有的明为写物，实际却饱含哲理，如《四松堂记》即是如此。文中对四株“苍枝老干”的青松从各个角度进行了细微的描绘，写了它们在四季之中不同于鲜花嫩草的雄姿，以及风雨中的刚劲，烈日下的葱郁，繁霜中的挺拔，尤其着重赞扬了松树“一入冬来，百卉俱靡，满园落叶，一片空林，而四松愈露其精神于风霜雪雨之中”的高洁品格，显示出作者的精神追求和松树之所以受人喜爱的原因所在。有的则借题发挥，如《南村记》写了生活于“菱荷茭苇，青碧万状”渔村的渔民，网鱼之后，“起坐言笑，杂然无忌”的快乐生活，引起作者“世途奔競趄趄之徒，曾不若此辈所得之多也”的议论，情由景生，景为情用，此处发挥得恰到好处，如无此句，反而不妥了。总之，在为数不多的散文中，能有种种变化，足可见敦诚游记散文笔法的多样性了。
敦诚还有两篇政论文，一篇是《驳胡氏批段司农论》，一篇是《驳发明广义论岳武穆》这两篇文章都用笔犀利，采取层层推进之法，广征博引，边驳边立，深得政论文之要旨，具体内容不再细论。
敦诚还有诗歌二百八十一首，《鹪鹩庵笔尘八十一则》，尚待深入研究。
[ 本帖最后由 空灵儿 于 2007-10-27 20:21 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