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红楼梦成书研究》的看法
二百多年来，经过索隐、考证等旧新红学派的推进，红学研究现已成了参加人数最多的单学科研究项目。不仅有官办的红学会，还有无数红学爱好者。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成书说”已成气候，出版了不少论著，也获得了不少拥趸。
对“成书说”而言，曹雪芹在《红楼梦》第一回的凡例中已经讲了成书经过：“空空道人……从头至尾抄录回来，问世传奇。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空空道人遂易名情僧，改《石头记》为《情僧录》。至吴玉峰题曰《红楼梦》。东鲁孔梅溪则题曰《风月宝鉴》。后因曹雪芹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则题曰《金陵十二钗》”。当然他是以神话开头，其实现实世界并不存在这么一块神奇的石头。后面的《石头记》、《情僧录》、《红楼梦》、《风月宝鉴》和《金陵十二钗》可以看作是一条成书轨迹。
现在的“成书说”的论者分为两派：“一稿多改”和“二稿（书）合并”，但他们都离不开《风月宝鉴》。也就是说《风月宝鉴》是“成书说”的基础，都肯定今本《红楼梦》是由《风月宝鉴》改写（增删）而成。 这个观点也被红学界和红学爱好者所接受。现在的事情已经变成如何看待《风月宝鉴》的问题了。“成书说”也不只是要确认这个成书轨迹，而是要通过《风月宝鉴》如何演变成《红楼梦》，来解释今本《红楼梦》中为何存在许多时间矛盾。
“成书说”最大的也是先天性的缺陷是至今没有发现《风月宝鉴》这本书，因此无法比对《风月宝鉴》和今本《红楼梦》的异同。所有认为是《风月宝鉴》这本书的内容，都是从今本《红楼梦》中摘录下来的。这本身的可靠性就没有保障，你说是我说不是都没有证据。就像现在到法院去打官司，你既没有人证，又没有物证，有的只是分析，更何况还有不少连分析都不是，只是猜想和臆断。这场官司能不能打赢是可想而知了。最客气的说法是查无实据，不客气的说法则是无中生有，只有败诉。所以在没有找到《风月宝鉴》以前，“成书说”不能成为理论，只能是假设。没有得到证实的假设，有人愿意在这方面努力是可以的，但要别人也跟着你相信你说的是事实就不行了。用这种所谓理论来解释时序矛盾，是无法使人信服的，因为你还要使人相信曹雪芹没有能力、没有时间修正这些矛盾。这也是“成书说”的根本性缺陷。
有了这两个致命性的缺陷，“成书说”必然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但“成书说”还是有功劳的。
在我看来“成书说”的最大功劳就是它把《红楼梦》作为小说来研究。作者是根据自己的设想，把素材分解合并，用来表达主题思想。因此它根本上是对“自传说”的否定。
对“自传说”的否定，也是对把《红楼梦》作为贾家的编年史，甚至是曹雪芹家族的编年史的周汝昌先生的《红楼纪历》——红楼年表作了否定。戴不凡先生是确信这一点的。
可相当一部分“成书说”的论者却没有自觉认识到这一点。相反还把周表捧作圣经，言必称红楼纪年，理由是“从众”。这样既自己否定了自己，又造成了逻辑的混乱。沈治钧教授的《红楼梦成书研究》就是个典型例子。
沈教授研究《红楼梦》成书的过程后，得出“在今本《红楼梦》里，凡是有《风月宝鉴》色彩的情节，其时序往往倒流、混乱或暧昧不明，其中人物年龄也往往舛错、矛盾或乖于常情，如秦家的故事、贾琏凤姐的故事、二尤的故事等，这些都是当今所熟知的。薛家的故事具有典型性，它比较清晰地显示旧稿对今本所造成的影响。或者反过来说，它比较确实地证明了今本《红楼梦》是在旧稿《风月宝鉴》的基础上‘增删’而成的。旧稿进入今本的全新的时间体系，其情节被分割成不再连贯的若干个段落，顺序也被打乱了；原有的岁月流程要么被抻长，要么被压缩了（如秦家三口、贾瑞及二尤的昙花一现）。这样一来，旧的年龄系统本来不应该再起作用，但由于旧情节的烙印一时未能消除干净，所以就留下了一些破绽”的结论。
这是一个有新意的结果。时间体系在今本《红楼梦》是或被抻长或被压缩的，这与周表的看法是完全对立的：周表是循序渐进，一年接一年的。照例沈教授应该用自己的时间表来说明自己发现的结果，从而给我们面目一新的启发。可惜得出这个结论后，沈教授马上刹车，把周表抄进自己的文章中，仅仅是加上被周汝昌先生回避或否认的矛盾，重新启用周表，说“上面的年表在排比岁月时大体从众”。然后大肆举例：英莲“第一回（红楼元年）出场时‘年方三岁’，则至第四回（红楼七年）才九岁”。六十三回（红楼十四年）袭人掣花签，大家算来‘香菱、晴雯、宝钗三人皆与他同庚’……岂非咄咄怪事？”；“庚辰本二十二回（红楼十三年）”、“七十九至八十回（红楼十五年）”、“四十五回（红楼十三年）”、“林黛玉进贾府时（红楼七年）的年龄有六岁、九岁、十三岁等三种不同的表述”、“薛家来到贾府的时候（红楼七年）”、“倘若贾环此时（红楼十五年）果真十六七岁”等等。
这就奇怪了，既然“原有的岁月流程要么被抻长，要么被压缩了”，今本全新的时间体系怎么能与周表吻合？如果不吻合，按周表顺序往下推论又有何意义，岂不是自相矛盾了吗？逻辑如此混乱，这篇博士论文怎么会被那些导师们通过？莫非导师们大都是周汝昌先生的学生，非得这么做论文才能通过？不会吧。沈教授的“既欲求真，也就难避嫌疑”。到底是什么“嫌疑”，也要我们用沈教授的逻辑来索隐一下吗？
沈教授所作的成书研究，除了肯定曹雪芹是作者外，主要就是想通过“成书说”来解释《红楼梦》为何有那么多的文本矛盾：“如此之多的文本矛盾现象显然不能说是正常的。我们应当作出合理的解释，回避或掩盖问题总不是好办法。要合理解释这些时间矛盾，就不得不深入讨论作品的成书问题。其实，探讨这些矛盾的形成原因，正是后人了解曹雪芹创作《红楼梦》的特殊过程的有效途径之一”。
先不说“要合理解释这些时间矛盾，就不得不深入讨论作品的成书问题”这个命题的正确与否，就说说“探讨这些矛盾的形成原因”。
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解决“有没有这个矛盾”这个前提。从曹雪芹成书到现在的二百多年，还没有人否认《红楼梦》有时序矛盾，而且觉得矛盾多多。前人不说，上世纪七十年代戴不凡先生就提出了二十八个矛盾。可见大家都承认有矛盾，但有“无意说”和“有意说”之分。沈教授是“无意说”的支持者；曹金钟先生是“有意说”的力挺者。学说不同，对矛盾形成的原因的认识也就不同。探讨这些矛盾形成的方法也必然不同，所得结论也就不同。所以对是不是“正是后人了解曹雪芹创作《红楼梦》的特殊过程的有效途径之一”也有不同看法。更何况我认为《红楼梦》基本上不存在时序矛盾，“探讨这些矛盾的形成原因”根本就不必要。（这个问题我在我的《红楼新年表》、《红楼梦中人的年龄之谜》、《〈红楼梦〉的时序问题探讨》都有说明）。
再回过头来说“要合理解释这些时间矛盾，就不得不深入讨论作品的成书问题”。要解释这些时间矛盾的根本办法是读懂读通《红楼梦》，而不是“作品的成书问题”。现在愿意仔细研究《红楼梦》原文的人在红学界恐怕不多了。周汝昌先生对“红学”的定义是曹学、版本学、脂学和探佚学。把对《红楼梦》的研究排斥在红学之外。红学界把主要精力放在那些方面，恐怕也就只能像沈教授一样，除了猜想就是臆断。
沈教授的“成书说”除了逻辑混乱，有的就是把臆断作为事实。在“从情节人物看成书问题”这一章中，他说《风月宝鉴》中贾敬和秦可卿的葬礼在今本《红楼梦》中被作了交换，这属于猜想，还有情可愿的话；把“偷小叔子的偷小叔子'嫁接到尤氏和宝玉头上，凭的是因为有柳湘莲骂宁府的名言、惜春的指责，尤氏不可能干净，就索隐出尤氏“一沐春光便会红杏出墙”。“至于宝玉与尤氏关系暧昧，则不难设想”了。说实在话我还真没法设想出来。
还有“《风月宝鉴》里没有什么琏二爷，而只有个好色好淫又知情的宝二爷”、因为“薛家住处是梨香院”，所以“宝钗原是伶人”；“薛家是戏班子”、黛玉“她的籍贯是姑苏”，“黛玉爱戏曲”，“容貌酷似小旦”，“有梨园腔”，“称呼薛姨妈为‘妈’”，这样“黛玉不仅原本可能是优伶，而且可能是尤三姐形象脱胎而来的”。于是下了一个结论：“我们证明了薛林是从二尤形象脱胎而来的，这也就证明了旧稿《风月宝鉴》是新稿《金陵十二钗》的基础”。居然是“证明了”，不知证明所需的“定理”和“公理”何在?
这种臆断到了让人目瞪口呆的程度。我真怀疑沈教授手中是不是有一本秘而不宣的《风月宝鉴》？否则怎么能这样自信和狂妄呢？
而对晴雯的分析，则弄了半天也没有弄清楚为什么宝玉在《芙蓉女儿诔》中有：“窃思女儿自临浊世，迄今凡十有六载”、“相与共处者，仅五年八月有畸”之句。戴不凡先生没弄清楚，朱淡文教授也没弄清楚，刘世德先生同样没弄清楚。既然要解释时序矛盾，对这个很关键的年龄和时段，沈治钧教授却只能以“晴雯形象的情况比较复杂”来搪塞。看来沈教授手中并没有《风月宝鉴》。前面所摘录的内容，都只不过是他的臆断，充其量也只是《风月宝鉴》里可能有这些东西。以可能为依据作的推断有什么意义？
更可笑的是他还居然嘲笑曹雪芹没有驾驭全局的能力：
“前引四十九回诸艳会聚大观园一段，作者囫囵吞枣（笔者注：胡说），说‘他十二人皆不过十五六七岁’，这显然是以大观园故事为核心的新稿《金陵十二钗》的年龄系统（笔者注：又是胡说），更与今本的时间体系纠缠在一起，自然会出现种种破绽（笔者注：再次胡说）。”
“从成书阶段来说，新稿《金陵十二钗》的遗留问题有明显少于旧稿《风月宝鉴》和《石头记》。这说明，作品的时间体系是逐渐定型的。在创作过程的后期，特别是在最后定稿阶段，作者已经相当用心，可以说是惨淡经营，大部分显性矛盾并不难化解，有些仅仅需要改动几个字而已。但命运没有给曹雪芹更多的光阴和精力，所以遗憾就永远地留了下来。我们还应该想到，作家全神贯注于创作时，作为运思和描写脉络的时序年龄一般比较精确，不容易出错；但在增删修改的时候，那些数字就变得枯燥而抽象，有问题也不容易察觉了（笔者注：一派胡说，以己度人）。”
“曹雪芹对旧稿有相当的感情，似乎不愿意改得无形无迹（笔者注：这又不知从哪里得到的信息，真是比曹雪芹还曹雪芹）”。
“我们谈梦里光阴，就免不了说些荒唐话，但愿还能有几句清醒的言辞，那就不至于荒唐满纸了”。果然是“满纸荒唐言”，可惜不是“一把辛酸泪”，而是名利双收：既作了博士，又得了版税。
沈治钧教授的《红楼梦成书研究》，洋洋三十多万言，从成书研究的历史谈起，谈到他的研究成果，似乎很雄辩。这是他博士论文的进一步发展。博士论文都通过了，那可是专家权威的意见，在红学界当然是站得住脚的。如今又是博士，又是教授，讲话自然气粗。他可以是“若兹野人芹献”，我们就必须“姑妄听之”。如果只是博士论文，不公开发表，我还可以不听。
现在你把这种东西不是作为小说，而是作为学术论文公开发表，姑妄言之，就太狂妄了。不能让人“姑妄听之”了。你把《风月宝鉴》拿出来吧，否则你就是欺世盗名。
